杨循吉是明代着名的学者与书画家，他二十多岁就考中了进士，当上了礼部主事，可就是由于办事顶真，不徇私情，许多官员都忌恨他，再加上知识渊博的他又喜欢与人研讨学问，结果常使上司与同僚暴露出腹中空空、不学无术的本相。官场上怎能容忍这样的人存在，上司一时找不到这位下属的过失，最后竟然以他身体不好，接连请了几次病假为理由而严词申饬。杨循吉受不了这种窝囊气，愤而上表辞官归乡，这时他才三十一岁。后来杨循吉又遭受过一些挫折、羞辱与排挤打击，终于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人。在明代历史上，他的尖刻嘲笑与挖苦相当有名，然而却又不失爱憎分明的本色，为暴发户题写斋号便是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杨循吉的家乡有个富翁，他原是铁匠出身，由于巧于经营而发了家。从此，他自恃有钱，在乡里趾高气扬地挺胸腆肚，还禁止人们提起他过去的打铁生涯。有一天，这富翁突然起了附庸风雅的念头，决定请大名士杨循吉为自己题写斋号。人们都知道杨循吉极其厌恶那些浑身铜臭气的暴发户，但没料到这次他却是一口答应，欣然命笔，题写了“酉斋”二字。那富翁生怕暴露自己的粗俗浅薄，不敢问这斋号是什么意思，心想这是大名士所题，准错不了，回到家后，就赶紧命人制成匾挂了出去。其实，当时谁也不清楚这斋号有何含意，有人为此还特地去请教杨循吉。杨循吉笑着说：“此人不许别人说他做过铁匠，我却偏要说。你看那‘酉’字，横看是个风箱，竖看不正是打铁用的铁墩吗?”这消息传出后，那暴发户自然是颜面扫地。
在明人浮白斋主人所写的《雅谑》里，有则记载与“酉斋”的故事很相像：据说青州的东门有个姓王的皮匠，他也是发家后不愿人们重提他的旧业，也是想附庸风雅，请名士为他新建的楼房题写匾额。结果，他得到了“阑玻楼”三字，还很得意，可是看到这匾额的人都笑痛了肚皮，因为将“阑玻”二字拆开，恰是“东门王皮”四字。
这两则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因为构思巧妙，讽刺辛辣，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了当时人们对暴发户的普遍愤恨。翻阅那时候人所写的笔记，这类挖苦事常有可见。如扬州有个药店老板发了财，出钱捐了个同知的官衔。他穿着天青色的五品官服设宴庆贺，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派头。在酒席上，有人出了个“五品天青褂”的上联征集对句，药店老板也满腹欢喜地期待着更恭维的下联。然而，人们的应对却是“六味地黄丸”。这药名老板是再熟悉不过的，可是此时听来则成了极尖刻的挖苦。又如徽商方干鲁靠造墨起家，他凭着有钱，硬挤进士绅的行列，还和京城中某显贵拉上了关系。有一次，那显贵还送他一块兰州绒，尽管收到时已是初夏天气，可是方干鲁仍然急着催促裁缝制成新衣，然后他就穿着这套衣服大宴宾客。赴宴的士绅忌于他与显贵的关系，少不得要敷衍地恭维几句，可是宾客中有位是来苏州游玩的汪道昆，他压根儿瞧不起方干鲁这样夤缘钻营的商人，自己又当过兵部侍郎，无须顾忌什么，一是就当着众宾客作了首七律嘲弄方千鲁：
爱杀兰州乾鞑绒，寄来春后趱裁缝。寒回死等桃花雪，暖透生憎柳絮风。忽地出神搏细脚，有时得意挺高胸。寻常一样方干鲁，才着绒衣便不同。
在座的士绅读了这首七律无不匿笑，方干鲁不敢得罪汪道昆，也只好涨红了脸任他奚落。
以上这些故事出现的年代大致相同，这使人有理由推测，当时文人嘲笑商人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商人的受挫与文人的胜利，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情形恰好相反。在明初，重农抑商是既定的国策，无论是长途贩运的行贾还是城中开店的坐商，他们的经营都受到极严格的管制。犯律者轻则流放，重则杀头。在朝廷的文告中，总是将商贾与娼优、隶卒并称，他们同属贱民之列。在那时，“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读书人虽然清贫者居多，但一领只有秀才才能穿的裥衫，却会招来许多人羡慕钦佩的目光，而商人即使是腰缠万贯，也只好夹着尾巴做人，他们何尝敢去与穷秀才较长计短。士人们原先对于商人根本不屑一顾，可是如今却要挖空心思地嘲讽他们，这正意味着分庭抗礼的局面的形成，表明了商贾势力的膨胀与读书人地位的下降。而且，虽然士人靠舞文弄墨或耍嘴皮子在某些场合压倒了商人，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穷秀才与富商较量是经常居于下风的。富春山是松江极有声望的年青秀才，有人建议某富商将女儿嫁与他，可是那富商却冷笑说：“这秀才能够姓富已是很侥幸了，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在万历年间，松江地区还接连发生了富商自恃有钱而殴打穷秀才的事件。
社会离不开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商贾的地位逐渐上升是不可避免的事，而明代中后叶之所以会出现商贾势力急剧膨胀的局面，则又与朝廷急于增加财政收入的某些政策有很大关系。如国子监的太学生学业结束后可以当官，但是要进国子监却很不容易，每个县每年只能推荐一名秀才入监。从明中叶开始，朝廷为了创收搞出个纳监的规定，即只要缴纳钱粮就可以进入国子监读书。最初是只有秀才才能纳监，可是到了后来，不是秀才的人只要加倍缴纳钱粮同样也行。这样一来，大批秀才多年苦读也进不了国子监，而富商及其子弟却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太学生。再往后，朝廷干脆允许纳官了，这对于在科举道路上攀爬的读书人更是当头一棒。弘治末年的吏部尚书马文升曾作过调查，结果发现一千二百多名京官中，科举出身的只占三分之一，其余八百多人的官衔全是花银子买来的。马文升决心整顿这种状况，他的努力也并非没有成效，但是皇帝身边那些收足贿赂的太监却从中百般阻挠，最后逼得这位吏部尚书只好愤而辞职。
不过。花钱买官名声毕竟不大好听，于是有的富商就通过科举正途去谋取官职，然而他们靠的不是寒窗苦读，而仍然是银子。买通考官不是很困难的事，雇人代考也是一种方法。据当时材料介绍，考一个秀才的价格是三百两银子，其中一百八十两归进考场答卷的，一百二十两则归两头牵线的掮客。相传明末有个举人不让自己的儿子读书，当有人询问原因时，他仰天大笑，说出一番令人惊心动魄的话语：“读什么书，读什么书!只要有银子，凭着我的银子，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两是个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若要靠这两句书，这枝笔，包你老死白头。”更有甚者，有的商人连孔老夫子都要买。据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常州有个姓孔的富商想做孔子的后代。就跑到太仓与孔子的第五十五代孙孔士学家，表示愿出钱购买孔氏家谱。虽穷但有骨气的孔士学愤怒地拒绝了这无耻的建议，可是等他一死，其家人却与富商做了这笔交易，而卖价仅仅是一船米。孔夫子若地下有知，真不知会有何种感想。
商贾势力的膨胀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与社会风气的变化，而钱几乎成了能左右一切的主宰。面对此情此景，明末文学家袁宏道感慨万分地写了首《读钱神论诗》：
闲来偶读《钱神论》，始识人情今益古。古时孔方比阿见，今日阿见胜阿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不少象杨循吉那样挖苦嘲笑商贾的故事，但是对大批士人来说，他们为形势所逼，不得不痛苦地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关于这方面正史记载不多，不过明末的小说中却有着相当详尽的描写。《古今小说》中的杨复“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于是就“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樟州商贩，图几分利息”；《醒世恒言》中的刘奇“自幼攻书，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云”，但后来却开起了布店，“挣下一个老大家业”；在《二刻拍案惊奇》里，从小读书的王禄“自往山东做盐商去”，而“世代儒门”的程宰则千里迢迢地“到辽阳地方为商，贩卖人参、松子、貂皮、东珠之类”。社会上一时间兴起了弃儒经商的浪潮，相伴而来的则是道德沦丧与斯文扫地。
当朝廷决定实行纳监制度时，礼部曾激烈地表示反对，认为这将导致极严重的后果：“为士子者知财利可以进身，则无所往而不谋利”，其结果必然是“视经书如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屣，而货财是殖。士心一蠹，则士气士节由此而丧”。礼部的预言不幸成了现实，后来的史学家就曾指出，从总体上看，历代的士人中就数明末的士人最不讲廉耻礼义，最不讲气节。这一批评无异是正确的，不过公平地说，板子似也不应全打在那些士人身上，因为这种社会现象，乃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