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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考古界爆出了一件颇具轰动效应的新闻：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丈物展览”上，两件出土于新疆的珍贵文书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这是两张从古城房屋遗址中挖出来的残纸，上面有几首唐朝人写的诗。它之所以能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考古成果，从千里迢迢的新疆送到首都展出，不仅因为它是唐诗最早的手迹，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更重要的是残纸上三首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其内容竞浸透了现代意识，正好能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此时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教材。但当人们在欣赏残纸上书写工整、清楚、笔景如新的唐诗时，头脑里或许会闪出一丝疑问：它真是唐代文物吗?
大师一锤定音
就在此时，史学大师郭沫若为这两件文物撰写了一篇题为《<坎曼尔诗签>试探》的文章，刊登在被“文革”横扫后屈指可数的几份学术刊物之——《文物》的1972年第2期上。
他把这两件文书定名为《坎曼尔诗签》，不但肯定它为唐代文物，而且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一件古今罕有的“无价之宝”。他说：“最近新疆博物馆把原件(即诗签)送来北京展出，使我们得到了接触的机会。同志们要我研究一下，写些意见，我乐于承担了这个任务。”
文章首先披露了《坎曼尔诗签》的发现过程：1959年10月，新疆博物馆在羌县米兰古城清理房屋遗址中发现了诗签。起初两抄件粘贴在一起，两面都写有“阿刺伯文或古维吾尔文”。1962年清理文物时，才将两抄件揭开，发现被粘贴的另外两面都有汉文抄录。一面是抄的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诗《卖炭翁》，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年号，公元820年)抄”，一面是自作诗三首，署“纥，坎曼尔，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可以说，这件唐代文物的来历，有根有据，合情合理。
郭沫若认为坎曼尔“是回纥人(即今维吾尔族)”，认定这“三首诗显然是坎曼尔自己做的”。他在文章中转抄了这三首诗，并为之加了标点符号：
《忆学字》：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
《教子》：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招明灯念五更。
《诉豺狼》：东家豺狼恶，食吾锒，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对这三首诗，郭沫若大为赞赏，他说：“第一首《忆学字》写祖父孙三代学汉文的经过。开头一句‘古来汉人为吾师’，表示了民族感情的融洽，甚素朴，非常动人……第二首《教子》是坎曼尔教训自己的儿子。把这首诗和前一首联系起来看，足见坎曼尔的祖孙父子四代都在学习汉文……第三首《诉豺狼》是痛骂恶霸地主的诗，非常痛快，也非常尖锐，有声有色，诗没有押韵，但确是一首绝妙好辞。‘东家’在这儿是指地主……坎曼尔祖孙父子，四代相传，都在学习汉文，看来绝不是贫苦农民，至少应该是小地主。以地主的身份写出痛骂地主的诗，坎曼尔可以算得是一个开明绅士，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诗中有几个简笔字。如“诗坛”、“五谷”等，从唐代以来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
对于坎曼尔所抄《卖炭翁》，郭沫若评价很高，认为“诗签可能是《卖炭翁》新乐府存世最古的抄件”，“元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的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对此，他十分感慨：“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于时白居易(公元772—847年)还生存着，年四十八岁。白居易的诗在他生前已大受欢迎，远传至高丽和日本。相传新罗王愿以百金购买白居易诗一首，现在又得到西域坎曼尔的抄件，我看倒不仅价值百金，直可称为无价之宝了。”
对坎曼尔，他的赞扬更带有政治性：“坎曼尔这位兄弟民族的古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既抄存了白居易有进步意义的《卖炭翁》，又还有他自己做的痛骂恶霸地主的《诉豺狼》，有这双重保证，无论怎么说，他应该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有他那种民族融洽的感情也是高度令人感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在他的心坎中，看来是完全冰消雪化了。”
诗签大红大紫
郭沫若对《坎曼尔诗签》的深信不疑和高度评价，使诗签身价百倍。以后20年，“举凡涉及唐诗、民族文学、民族团结的书籍、辞典，几乎无一不为其拨出适当的篇幅，予以宏扬”。如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白居易集》，在扉页上就印有坎曼尔手抄的《卖炭翁》诗的照片，下附说明：“《坎曼尔诗签》，抄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是现存最早的抄本。”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选》，也收入了坎曼尔的《诉豺狼》，编者还特别介绍说：“坎曼尔，唐代我国兄弟民族回纥族的民间诗人，和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同时代。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他用汉字写的《忆学字》、《教子》、《诉豺狼》三首诗，1959年冬发现于新疆羌县米兰古城。”而《全唐诗补逸》、《全唐诗外编》以及《唐诗鉴赏辞典》等书也纷纷将其收入。至于在有关文章、著述中提及、征引的，多得不可胜数。更值得一提的是，《坎曼尔诗签》还曾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让干百万青少年诵读、学习。可以说，诗签不仅给学术界带来冲击波，而且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空谷足音
然而对于这件“无价之宝”，也有人不肯轻易相信，就在郭沫若文章发表之时，著名史学家张政就指出《坎曼尔诗签》不是唐代之物。理由有三：一是诗签中竞出现了只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简化字“坛”、“谷”等；二是诗签上的字体在唐代还没有，只是在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出现；三是有些词语如“东家”也是唐代不可能有的。但当时的人们或许对郭老的论断坚信不疑，或许是张政煽未把自己的质疑写成文字发表，因此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学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报刊上对《坎曼尔诗签》提出质疑的”，是肖之兴发表在《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8日)的文章《关于(坎曼尔诗签)年代的疑问》。该文仅一千多字，但对诗签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五点质疑：一是“坎曼尔所写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二是“锒”被认为是“馕”字的简化字，但“馕”字出现很晚，不要说《康熙字典》未收入，就是解放前的《辞源》、《辞海》都没有此字，唐代怎么会出现它的简化字呢?三是坎曼尔是“伊斯兰教特有的名字”，但伊斯兰教于1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如果坎曼尔真是九世纪的新疆居民，却怎么会提前采用伊斯兰教的名字呢?四是诗签背面是察合台文，这是一种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维吾尔语的文字，但它是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才逐渐形成。汉文书写应该比察合台文早，但从诗签的书写痕迹看，汉文墨迹浸透了察合台文，书写时间明明晚于察合台文，那么诗签怎么可能是唐人所写的呢?五是元和年间的前后许多年，回纥人尚未到达米兰，米兰尚为吐蓄人占据，此时既无汉人也无回纥人居住，怎么可能会出现写汉文诗的回纥居民呢?该文虽没有指明《坎曼尔诗签》是假货，但实际已用坚实的考辨否定了它。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肖之兴的意见不但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招来了一些反驳文章，认为诗签无可怀疑的是唐代珍贵文书。
拉开了辨伪的序幕
直到九十年代初，《坎曼尔诗签》的庐山真面目才被彻底揭穿。这是一位叫杨镰的学者，通过近八年的精心考辨，深入调查，发表了一篇题为《(坎曼尔诗签>辨伪》的文章(载《文学评论》]991年第3期)。文中先以无可辩驳的真凭实据和严密的科学分析，戳穿了其伪造的种种手法，后以当事人的自供状道出了伪造的全过程。终于使愚弄人们达二十年之久，给学术界造成严重影响的《坎曼尔诗签》被盖棺论定为膺品。
杨镰“最初完全相信郭沫若所作的论断”，“对诗签也绝无任何怀疑”。他是在“8年前，由于偶然机会得以目睹了诗签原件”，才起了疑心。他发现诗签背面的“察合台文字迹浅淡含糊，汉文则笔墨如新”，而且“汉字压住了渗透过来的墨迹”，“表明察合台文书写时间应早于汉文”，但察合台文始创于13世纪，而坎曼尔所写汉文明明注明在九世纪，那么早写的字迹怎么可能压在晚写的字迹上呢?
他又了解到，与诗签一起出土的还有另外4张写有汉文诗的残纸，观其笔迹与诗签相同．显而易见是同一人(即坎曼尔)所写。但他一看到那4张残纸上所抄的诗，他的疑心就更重了。因为所抄的是《诗经》的《伐檀》、《七月》和杜甫的《兵车行》，竟都是当时(1960
——1961年)中学语文课本采用的古诗。他简直不敢相信，“唐代坎曼尔对古诗的欣赏标准，竞与提倡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统一的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际完全一样。这，有可能吗?”
他意识到，诗签“不可能是真实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浸透‘现代’意识，打着阶级斗争的烙印；它不应该是真实的东西，否则一系列历史都得重写”。
揭开一连串疑团
杨镰从诗签的外观、内容、词语、书法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辨，诗签的疑点越来越多。
杨镰想，诗签既然曾经粘连在一起，那么现在再把它重合在一起，两张残纸至少应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边缘能重合，但当把这两张纸重合时，无论怎么拼对；都找不到那怕1厘米可以重合的边缘。再说，当初既然把它误为1张纸，那至少两纸重合时，两面的汉字应该互相完全盖住。但当把这两张纸重合时，无论怎么挪动它们的相对位置，抄有《卖炭翁》那面都不能完全将三首自作诗盖住。那么，当初考古工作者竟把一件写有三面文字的残纸当成一张残纸，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杨镰又从三首诗的内容进行考辨。首先，《忆学字》中“古来汉人为吾师”句，这里的“汉人”显然是指汉族人。但他通过考证，发现在宋代以前，在兄．弟民族的文书中看不到称汉族为“汉人”的例子。当时兄弟民族称汉族为“唐人”或“秦人”。而普遍称汉族为“汉人”则是在清乾隆年间以后了。其次，“李杜诗坛吾欣赏”一句，作伪痕迹最明显，众所周知，李白、杜甫在世时，知名度并不高，更不像今天那样，把他俩作为唐诗最高水准的代表和唐诗的代称。当时几部具有权威性的唐诗选本对李杜的诗或一首不选，或选得很少。将李杜并称，作为唐诗的代称，则是李杜去世很久以后的事了。而坎曼尔写诗时，距李、杜死才四五十年，加上当时中西交通断绝，他身居僻远闭塞的新疆米兰，如何会有如此的“远见卓识”，早已预料到李杜会成为唐诗的代称而率先使用了呢?
为了搞清“诗坛”、“欣赏”、“东家”等词语是否见于唐诗，杨镰获悉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室已将全部唐诗输入计算机。他便利用计算机将上述词语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发现：唐诗中从无“诗坛”、“欣赏”这二个词语，“东家”一词虽不罕见，但其含意是邻家，而不是财主。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检测，诗签非唐人所写，不已是昭然若揭了吗?
假的就是假的
杨镰并不满足文献资料上的考辨，他又四赴新疆进行实地调查。因为诗签“发现”至今才20年，一些“发现”的当事人还健在。除了物证以外，他还寄希望于人证。经过艰苦、曲折的追踪探访，他查明了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米兰古城遗址出土文物记录中并无发现诗签的记录，参加那次考古的人员也根本否认当时发现过什么诗签。最后，他终于查到了“发现”诗签的两位当事人．其中一位(A)已去世，另一位(B)还健在。杨镰找到B后，一方面“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有关的研究和调查，也没有隐讳做笔迹鉴定的准备”，一方面又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这种情况下。B终于吐出了他们泡制诗签的真相，并写了一个书面材料：
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A来找我．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残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两张纸怎么被当成唐代文物送到，北京等情况，我毫不知情。大约十年后，想不到它竞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签”是我应A之求，无意中书写的。(签名)
至此，曾轰动一时．广为人知、大师称颂、专家鉴定的《坎曼尔诗签》终于原形毕露，真相大白。那位被人们赞美的“唐代回纥诗人坎曼尔”，原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疆的一名考古工作者。杨镰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他的辨伪之功，可垂青史。
作伪的动机
人们也许会问，那位当事人A为什么要炮制《坎曼尔诗签》?动机何在呢?西汉初年的著名吏学家司马迁就说过：“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对作伪动机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以后的辨伪学家。又把作伪动机细分为尊古、炫名、争胜、邀赏、好书、误题等等。说到《坎曼尔诗签》的作伪动机，杨镰认为：“不为个人名利的作伪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完全可能的”。但不能因为动机善良就不给予揭露。因为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正如宋代诗人苏轼所说：“天不容伪”。
不以一眚掩大德
郭沫若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学者、大师、泰斗。他声誉卓著，德高望重。他学问搏大精探、著作繁富、才华横溢，在涛歌、小说、散文、戏剧、史学、甲。旨义、金文，翻译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刨造和巨大的成就。他在《坎曼尔诗签》上的失误，正说明了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种失误，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前些年，联邦德国曾出现震惊世界的所谓《希特勒日记》，不是也使英国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长、对纳粹帝国和希特勒有精深研究的历史学家休·特雷沃·罗珀尔上当受骗，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信誉押在日记的可靠性上”吗?古人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探求真理的长河中，偶尔失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郭沫若曾说过：“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把自己的错误袒露出来。”(《沫若文集》卷14第4页)况且，当我们把这一失误与那场“史无前例”的特殊年代联系起来．就更可以理解了。我十分赞同杨镰的观点：“今天再去追究任何的个人责任，都背离了我们花费这样多的时间去为诗签辨伪的本意。”
结束的话
当《坎曼尔诗簦》真相大白以后，我们不能不反思：诗签并非殚思极虑、煞费苦心之伪作。比起历史上三国虢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孔丛子》，东晋梅赜伪造的《古文尚书》，南齐姚方兴伪造的《舜典》．近人许国英伪造的《石达开日记》等，诗签只是一件手法拙劣，破绽百出的膺品。但它为什么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冒充真货，盘踞在真唐诗中达二十年之久，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郭沫若在内)都没有识破它?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个“左”的幽灵在作祟。诚如杨镰所说：“《坎曼尔诗签》的出现、轰动，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历史上其他的伪品相比，它的不幸与幸运，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不幸与幸运。”
诗签的兴亡说明了：假充真来终究假，虚作实来毕竟虚。
说明：本文所引之文，除注明出处的以外，皆引自①郭沫若《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②扬镰《(坎曼尔诗签>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