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理学家湛若水先后担任吏部、礼部与兵部三部的尚书，可以说他是当时南京城中资格最老、级别最高的官员。据《明史》记载，那时“南京俗尚侈靡”，湛若水对此很看不惯，于是便利用手中的权力，颁布了一系列禁令，禁止举办宴会大吃大喝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甚至连百姓家饲养大鱼也是在禁之列，因为养大鱼还不就是为了供宴会之用。湛若水自以为是做了件好事，但结果却“是时居民大扰，咸称不便”。其实，反对最力的恐怕还是那些私利遭侵犯的各级官吏，否则湛若水的禁令不会很快就变成一纸空文的。
湛若水颁布禁令的目的是想使民风重归淳朴，就拿宴请来说，原先并没有后来那样的侈汰之风，南京人请客吃饭，都是当天清晨才邀请。中午客人来了，就围着“八仙桌”团团坐下，桌上放着四大盆菜，周围又有四小碟菜。酒杯一共只有两只，桌上另有一大碗清水。一位客人喝完酒，主人就用碗中清水洗一下酒杯，再斟酒请第二位客人，如此逐一循环，名目“汕碗”。巳时客人来，午后便散席，前后总共不过两个多小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宴请格局基本不变，所不同的仅是客人不再共用酒杯，邀请则从当天提前到隔日。到了弘治年间，民间宴请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请客须得事前郑重其事地发出请帖；其次，“八仙桌”开始废而不用，改为以几为席，每两个客人共坐一席；再次，席上的菜肴明显地比以往增多，至少有七八道菜，而且还增设了水果；最后，开席虽仍是巳时，但客人总要吃喝到申末才告辞离去，即一顿饭要吃上五六个小时。不过，在正德、嘉靖朝以前，民间宴请总的说来还算是简朴，而且不仅南京是这样，当时苏州、松江一带的风气也是如此。一般人家请客，桌上都是放五碗和五样水果，遇上婚礼或尊贵客人临门时，才增添虾蟹蚬哈之类的三四只菜，这是最隆重的款待，而且一年之间至多也只有一二次。当时有位士人为宴请政府官员而杀了三十余只鹅，结果就被人当作奢侈的典型而奏报朝廷，要求处分。
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侈汰之风迅速蔓延，而且愈演愈烈。这时请客吃饭，几十道菜是平常事，过百也不算稀罕。有些广州人请客，一顿饭就用去二十多两银子，而当时一亩土地也只不过卖二两银。随着菜肴品种数量的急剧增加，山珍海昧自然也成了宴席上不可或缺之物。为了讲排场、显阔气，有的人还不断地翻奇出新。比如说，某人请客时，宾主八人前各有一盘鸡头，每盆八只，即已杀了六十四只鸡。有个客人觉得鸡头味道鲜美，自己的一份吃完后竞将筷子伸向别人的盘子。主人见状向仆人一挥手，须臾间又送上八盘鸡头，仍是每盆八只，也就是说，当场又杀了六十四只鸡。又比如说，有人曾将牛肚刮干净，装入许多鸡鸭鹅蛋。这些蛋的蛋黄与蛋清已被仔细地分离，装入时又象通常的蛋那样是蛋清裹着蛋黄。当这只约有斗大的“蛋”煮熟端上时，主人便得意地向客人们介绍说：“请大家尝尝鸵鸟蛋。”与此相类似，有时席间送上的点心是比斗还大的馒头，主人当众劈开，里面竞滚出二百多只小馒头，而且这些小馒头还都包着各式各样的馅。
当然，这些古怪新奇的菜肴，点心往往是富豪之家互相攀比显阔的产物，一般人家并无力为请客而一掷数十金。可是在整个社会的风气趋向奢华时，他们怎能不从俗，跟着提高宴请的规格与等级呢?为此，一般百姓家请客，莱肴“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很少有人敢与弥漫于世间的浮靡之风抗衡，为了不致于招来亲朋邻里的讥笑鄙薄，即使囊中羞涩，也得尽力操办。有人感叹地说：“风俗溺人，难于变也。”
随着寻常的菜肴逐渐为山珍海味所取代，宴会上的器皿自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瓦器早就被淘汰了，瓷器是非精美者不用。漆器或用紫檀等制成的木器颇能使人赏心悦目，而金银器皿则更能显示气派。当时嘉兴有一次宴会，二十多位客人面前各有一副金台盘与一只双螭虎大金杯，供客人洗脸的面盆又是梅花银沙锣。在明代，器皿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用金酒杯、金酒壶，三品至五品官员虽也能用金酒杯，但酒壶只能是银的。仅圈规格按等级逐次下降，民间就只许用锡酒壶。朝廷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曾一再申饬臣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对商人另有歧视性的规定，他们连任何银器都不得使用。可是嘉靖朝以后，除了一些拘泥正统思想的儒士摇头叹息之外，人们一般已不再理会朝廷的那些规定。他们主观上或许并无与朝廷对抗之意，但浮靡世风的蔓延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
从嘉靖朝开始，宴会格局还发生了些别的变化。如水果不再是随意装入碗或盘中端上，这时新出现了名目“果山碟架”的器具。它列有多层，形如宝塔，各层置放不同的水果，置于席间，恰与四周精美的器皿、珍奇的菜肴互相辉映，且高低有致，煞是可观。同时，各凡席上又开始搁置一小铜香炉，旁列香盒筋瓶，任鼠氨缭绕的气氛中觥筹交错，可谓高雅极矣。喜欢气氛热烈的人家则传来戏班子，鼓乐齐鸣，喧闹震天。总之，当宾主安席之后，便是肴核杂进，酒茶交替，饮酒品味之际，又同时看戏、听曲、下棋、打双陆，可以卜昼卜夜地绵延下去。
侈汰之风的出现与蔓延，与当时商贾势力的急剧膨胀有很大的关系，而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则又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拿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来说吧，他曾大刀闹斧地改革弊政，也曾发布命令要求人们勤俭节约，然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极为奢侈。据载，张居正离京赴江陵奔丧时，一路上各地官员都盛宴款待以博其欢心，供奉的菜肴均在百品以上。张居正对此不是没有批评，但他埋怨的是味道不好，使他几无下筷之处。惟一得到称赞的是真定知府，这位无锡人用家乡菜，即所谓“吴馔”招待，才使张居正胃口大开，并感叹说：“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消息传出后，各地都争先恐后地派人去苏州、无锡一带高价招聘厨师，一时间当地人要请个好厨师反成了困难的事。可以想见，随着这些厨师外流的不仅是烹饪的技术，江浙一带宴请的格局、气派必将随着他们传向四方，这当然也意味着奢华的风气向全国各地蔓延。
李延罡《南吴旧活录》中记载的两则小故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松江的华亭曾同时出了两位尚书：吏部尚书张悦与刑部尚书张鉴。张悦很讨厌世间的吃喝风，认为客人来了应是家中有什么就吃什么，即使极尊贵的客人临门，也不必特意去杀鸡宰羊。他以此法待客，人们忌于他的高位自然不敢说三道四，相反都极力恭维他的简朴。有一次，张悦与张鉴同去某人家作客，主人见两位尚书同时光临，少不得要精心准备。张悦见副丰盛的馔肴时，立即板下脸不高兴地说：“弟非饮食之人，足下何乃故作丰腆?”主人踌躇不安，张鉴便连忙出来打圆场，于是张悦也就入席了。他入席前是否说过“下不为例”之类的话，困无记载，不敢妄拟，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这次宴席以宾主“笑而尽欢”而告终。另一则故事与胡宗宪有关。当时胡宗宪奉旨总督沿海防务、清除倭患，有次他来到松江华亭，当地士绅齐集莫如忠家设宴款待。正任浙江布政使的莫如忠满脑子想的只是“桑樟方中倭，百姓救死不暇”，于是酒宴的规格就与总督大人的期望差了一截。胡宗宪当场没说什么，但第二天就把莫如忠召去，向他勒索十万两银子，说是要用来犒军。
张悦与莫如忠都是松江华亭人，两人相去的年代也不甚久远，对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无须费口舌分析解释，人们自会知道什么才是明智的选择。在这样的形势下，湛若水之类的人颁布禁令显然是无济于事，吃喝风反而越刮越猛烈了。在明末的最后几十年里，各级官吏宴会不断，反正吃的都是民脂民膏；富豪大贾花天酒地，反正他们有的是钱；缙绅士人互相攀比讲排场，因为这个体面不能丢，否则就会坏名头掉身价。于是，全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是觥筹交错、痛饮猛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