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位昏庸、贪财、懒惰的皇帝。他六岁被立为太子，十岁即位为帝，次年改年号为“万历”，十六岁时举行大婚。皇后姓王，知书习礼，淑静端庄，但万历并不喜欢她，她也未能生育儿女。
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住在慈宁宫。一次，万历到那里请安时，和一位服侍李太后的姓王的宫女发生了关系。这位宫女因此怀了孕。当宫女肚子大了时，李太后把万历叫了来，要他承认此事。万历矢口否认，最后太后命入把“起居注”拿来，“起居注”上白纸黑字明明记载着他在某时某地“幸”某宫女。万历赖不掉了，只得承认此事并封宫女为才人。后来，宫女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后；又被加封为恭妃。
按封建礼法的规矩，既然皇后无出，就应当“无嫡立长”，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位皇长子理所当然地应当是皇位继承人。
后来，万历的一位姓郑的妃子生下一位皇子。这位妃子长得好又极善于迎合万历的心意，所以最为得宠。“爱屋及乌”，万历对这位皇子便特别看重。郑妃和万历都想“废长立幼”把此子立为太子。于是，万历把郑妃破格晋封为皇贵妃。这皇贵妃地位比恭妃要高两级，以便将来“子以母贵”好把此子立为太子。
此时，对立储问题，统治阶级分为三派：第一派是正统派，他们是维护封建礼法的众多朝臣。他们认为立储问题事关皇室及社会秩序，坚持要按“无嫡立长”的原则办事。第二派是想“废长立幼”的万历皇帝、郑妃及其亲友。第三派是骑墙派。
正统派诸臣看出了万历封郑妃为皇贵妃的心意，纷纷上疏为王恭妃抱不平，认为晋封郑妃不当，要求收回成命或者也封恭妃为皇贵妃并尽快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慰臣民之望。”其中以姜应麟的疏文措词最为率直，万历看后大怒。盛怒之下忘了多加思考，他立即降旨道：“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
旨意一下，正统派储臣包括受了处分的姜应麟都很高兴，因为其中有“立储自有长幼”这一句明确的话。大家希望的也正是这句话，而万历则是捡了为郑妃辩护的“芝麻”丢了立储问题的“西瓜”。
既有此话，正统派诸臣便纷纷上疏，大家都称颂他“立储自有长幼”这句话，要求赶快兑现。万历心里感到后悔，又不好自食其言，便用“拖”的办法来对付。他想先用个“缓兵之计”然后再慢慢设法“废长立幼”，他推说皇长子年纪还小。群臣说你自己便是六岁时被立为太子的，而今皇长子已超过六岁了，怎能说太早了呢?万历无言以对，还是硬着头皮拖下去。又拖了两年群臣还是纷纷上疏要求他履行诺言以“几无信于天下”。万历不得已只好定出时间说：“到皇长子十一岁时议行此事”并说：“不要再罗嗉了，否则还得再延期。”
快到期限时，有位叫张有德的朝臣放心不下，他怕万历忘了或者装作忘了，便上疏要求先把册立太子的仪注订好，以此作为试探。万历看到此疏，即以此为延期一年的借口，并说：“如再渎扰，还要延期”。
正统派诸臣换了一个法子，就是以皇长子年已十岁为理由，要求对皇长子进行“预教。”这“预教”就是让皇长子别居一宫．配备属官教他读书和“为君之道”。这实际上是变相地明确皇长子的太子身份。
对此，郑妃派当然无话可说…谁敢说皇长子不该教育?于是他们又挖空心思地提出“待嫡”之说和“诸子同封”之说，都被正统派驳得体无完肤。
转眼间，皇长子已长到了十五六岁。按明朝惯例，皇子到此年龄便该成婚了。正统派坚持要先行册立为太子然后举行婚礼；郑妃派则主张只举行婚礼。双方相持不下，直拖到皇长子年已二十还未成婚，举国上下咸以为此乃奇事。万历也觉得再拖下去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只得勉从众议，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次年又为他举行了婚礼。
事已至此，万历也就安于现状了。虽非爱子倒底也是儿子。
可是，郑妃一派就不一样了。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立储的大事上已深深地得罪了太子，一旦万历去世，太子登基．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这样，“谋杀太子案”便发生了。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傍晚，一个手持棘木棍的壮汉，机警敏捷地闯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把守门的内侍打倒在地后直扑太子居住的正殿，企图进去打死太子。听到被打内侍的呼喊，内侍及宫庭护卫闻声赶来，把壮汉团团围住，壮汉见行刺未成反被围住，就拚命突围往回逃跑，终于被四面八方闻声赶来的内侍活擒了。
警卫森严的皇宫，居然有人敢行刺太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刺客被送到皇城法司交御史刘廷元审讯。刺客供认：京东蓟县人，名叫张差，务农为业，误入皇城迷失方向，见有人阻拦，怕被捉住杀头所以才动了杀机……。问他到底是怎么来的，他支支吾吾说不明白。刘见他有难言之隐，心想：这紫禁城是何等森严?这样一个拿着大棒的大汉如何能躲过一道道的岗哨和巡逻的侍卫?很可能是宫内有人安排指使，但那是谁呢?会不会是郑贵妃?如果是，穷追下去反而会危害自己，如果不穷追又会被认为是“失职”。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案犯推给别人去审为好。于是，写了一则滑头的奏折道：“刺客张差，又疯癫又狡诈，皇城法司内难于做到水落石出，呈请递交外府司法机构严讯。”如果皇上不愿深究，“疯癫”二字正好可作借口；如果皇上认为该追究，那么有了“狡诈”二字，他便不是“轻纵凶手”了。
万历批示将此案交刑部审理。刑部指派三位大员会审。
这三位大员心里都明白：如果严追，可能追出来的就是郑妃，说不定还有皇上，那绝对使不得；要是不严追，则此事正为朝野所关注，刑部堂官也不会答应。他们商议后，觉得还是把案犯当成疯子办最好。
他们审毕的禀文说：这张差原是个卖柴草的人，柴草被人放火烧光了，气得疯了，入京诉冤，路遇不知姓名者指点他去找皇帝告状，没有状纸可拿一根木棒代替，因此张差手持木棒潜入宫内，……应立予斩决。
外间知道后，群情大哗。正统派诸臣纷纷上疏说：“张差入宫行凶，必有幕后指使，刑部要立斩张差，意在杀人灭口，包庇元凶。应不失时宜严惩指使者，以肃宫闱。”
郑妃极为惊慌，她几次催促万历按刑部禀文快点了结此案。
万历隐隐感到此案与郑妃有关，但他离不得这位郑妃，又不好照准刑部所议，只好拿出“拖”的老办法，降旨令刑部先把张差严加看管，不准他与任何人接触。
刑部主事王之莱很同情太子，想弄清此案。为此，他谋了个可以兼管牢饭的差事。他先使张差饥饿难忍，然后对张差说：“先说实话，才能吃饭，说了实话，本官自会从轻发落你。”张不愿活活饿死，又想能从轻发落，便开始说了。
他说：他务农为生，想进京谋生，有位姓马的邻居给他介绍了一位姓李的太监。十天前李太监带来另一位太监来见他，叮嘱他只要一切听这位公公的话，就一辈子不愁吃穿。于是他就随这位太监进了京城，住在一个大宅子里。每天好吃好喝。这位太监让他去打死一个三十多岁穿龙衣的人，还说事成之后给他几亩地。他答应了，这位太监给了他一根棘木棒把他领到宫门口，于是……。
王之栗写了一道揭贴张贴出去。揭贴中叙述了这段经过，指明张差并无疯癫之症，宫内实有引路之人，应当重新会审。一时，整个京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万历无奈，只得令刑部会同十三司司官再行会审。
在刑部会审时，张差又供出些细节：引他进京的太监叫庞保，他所住宅子的主人也是宫中的太监叫刘成，是庞保和刘成要他打死“小爷”的。
庞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的亲信太监。于是，刑部请大理寺和都察院疏请万岁准予到内庭去把庞保和刘成抓来对质。
郑贵妃十分恐慌，这两位一旦提去审讯，如果供出实情，到时候她自己连同她的父亲都将被严惩，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她几次向万历哭诉，要皇上替她作主。万历叹道：“如今闹成这样，实在难办，如果能让太子出面，也许倒好办些，可是，这得你亲自去求他。”郑妃无奈，只好去求太子。
太子性格懦弱，他知道，如果惩治了郑妃，必会和父皇结怨。他宁可息事宁入，也就答应了郑妃的要求。于是，一场由万历父子联合演出的“戏剧”便开始了。
万历把文武大臣召入慈宁宫中，命太子坐在身旁，三个皇孙站成一排立于阶下。万历先发制人责备诸臣力主抓元凶是离间他们父子，说此案乃是庞保、刘成利用疯子行刺，并没有什么背景。只要把张差、庞保、刘成判为斩罪便可算了，不应小题大作，肆意株连。说完又拉着太子的手向诸臣说道：“这个孩子极孝顺，是朕极心爱的。朕如有意废他，何不早降圣旨?郑妃一向恭淑贤惠，与太子关系甚洽，怎么会谋杀他?”他要太子向诸臣说几句话。太子便说：“张差不过是个疯子，从速处决也就算了，不该小题大作来离间我们父子的关系，现在你们都已眼见，我父子何等亲爱……”
诸臣听了这话，知道不能再多说了，只好叩头，然后恭恭敬敬地退出宫院。
次日张差被斩。
郑妃还想保全庞保和刘成，但万历感到留着他们终究是个祸根，还是传谕给司礼监让他们把这两人在内廷暗中处决。这样，这两个一心讨好郑妃，以便谋求私利的人只比张差多活了十几天，终于还是丢掉了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