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祥刺马案的内外隐曲
党人猛击之风，虽以１９００年以后演成巨澜，然于近世最早之胎息，则可溯及谭嗣同变法之心迹。百日维新毁于一旦，康、梁逸走海外，谭嗣同却安如磐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拒绝了民间及海外志士的营救，静候衙门武装人员冲进会馆。谭氏为后人尊为圣者，他一以贯之的理念是不怕被人杀，但亦不怕杀人。嗣同为人意气发舒，慷慨善陈论，其名着《仁学》引法兰西革命家创造民主之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人民之恨。”仗义行侠的政治暗杀在三代、秦、汉以后，流于民间江湖如唐代之虬髯客之属；至宋元明皆颠踬不振。南明最后一个吏兵两部尚书瞿式耜战败于桂林独秀山下，清人窃国，二三百年，寂无声息。清末党人暗杀风潮之前，乏善可陈，唯张文祥刺马一案，腾于众口，影响震及全国。
张文祥刺马案，发生于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七月廿六日，这一天，两江总督马新贻赴督署旁边不远的操场巡阅骑射。事毕，步行回衙。甫至督署东侧门，张文祥快步接近之，做上递状子的样子，一边拔刀突刺，其人眼疾手快，只在一刹那间，刀身已没入马总督胁骨深处，并紧握刀柄转动之，此势必致死之术。整个过程，从容不迫。可见恨既不少，且蓄意已久。其刀经药物淬砺，刃薄如纸，受者刃到必死，难以解救，马新贻果在次日以不救告终。而张文祥被执，首先由漕运使张之万主审，后由刑部尚书郑敦谨、江宁将军魁玉、袁保庆(袁世凯之父，时为江南候补道)及由直隶新调两江总督曾国藩等相继刑讯，“张文祥终无一词”，但在魁玉主审期间，说过一句话“我为天下剪除一通回匪者”。
由此张文祥刺马新贻背景模糊，莫可究诘，故天下猜测四起，讹传周布。
在民间流传最盛的一种说法是，当张文祥、马新贻、吴炳燮三人年轻时，曾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后来，张文祥、吴炳燮之妻各以美艳之故，俱为马新贻所奸污霸占。这样一来，张文祥所报则为占妻之仇。如政论家汤增璧先生即持此说，“马新贻督于两江，秽行昭着，戕贼旧交，艳其室而夺之。有义烈沉毅如张文祥者，磨刀霍霍，天鉴其衷，大仇已复，从容自首，决腹屠肠，神色为之不挠。”(《民报》１９０８年第２３期《崇侠篇》)。此说即就报仇意义而言，把政以贿成及高官之淫昏联结起来，“酬死友于地下”，以其富有感性，极易契合下层民众心理，而以其事可感可想，更易招集更大仇恨。
章士钊则在考察张、马二人的籍贯、经历以后将此说断为传奇诬妄之词。他认为真正的导因还在于政治问题。“夫文祥，官书明明宣称为洪秀全余党，粤、捻两通，而其报仇远因，则在南田围剿一役。”盖浙江象山南田有洪秀全残部，马新贻为浙江巡抚时，捕杀其首要，余部星窜，由张文祥所召集。马氏新署两江总督后，仍袭前规，捕杀无算，“似此民族仇恨之深，致文祥手刃仇人之胸，以身试法而不悔，酿成案中之重大性，安有有心人觉察不到之理？”此则见道之论矣。
清末报刊群起议论这桩已过去三十余年的暗杀案，盖以党人暗杀风潮未起，故藉此发论，大作波澜，实因人心激愤，无可发泄，而由旧事牵出头绪。此后不久，暗杀风潮即形抬头。
比较特殊的个案刺杀孙传芳
孙传芳氏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１９０４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六期，１９０９年归国在北洋政府所辖陆军近畿第二镇任教官。１９１７年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后逐渐坐大，至１９２５年，控制了苏、皖、赣、浙、闽五省，成立五省联军，任总司令。其后更联络奉、鲁等北方军阀，与北伐军作战二年，１９２８年在北伐军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三十年代初避居英租界。
他之被暗杀，胎因于１９２５年秋与奉、鲁作战时，捕杀山东军帮办、七旬老人施从滨。
施从滨的长女施剑翘是位烈性女子，其父死后痛不欲生，即发誓筹措复仇事宜。１９３５年秋，孙传芳常在天津草厂庵清修禅院参禅听经，恰为也来诵经超度亡灵的施剑翘侦知，她立即托人介绍加入居士林当了居士。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众居士冒雨陆续在佛堂入座。孙传芳(时年５１岁)坐在说法高僧身边不远处，其间施剑翘两次移动座位，引起响动，但别人以为她是为了听讲清楚，无人在意。这样她已将座位移到了孙氏背后，就在这样的清寂境况之中，施女士拔出枪来，向孙氏后脑连射两弹，向后背射一弹，三声枪响，孙氏已脑浆外溢，当即如枯树倒地毙命。施剑翘随即自首。
其后孙氏家属及其北洋故旧敦请律师具呈地方法院，请求严惩刺客。但国民政府党政大员如冯玉祥、于右任、宋哲元、李烈钧等联名上书国府主席林森，请求赦免施剑翘。次年１０月，国民政府颁令特予赦免。解放后，施剑翘曾任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１９７９年辞世。
狙击袁世凯，袁氏丑态
当南方临时政府已经成立，袁世凯犹奔走于清皇室。一天奉召入朝谒见隆裕太后。出宫时乘舆出东华门，卫队前护后拥，两旁军警林立，行到丁字街，茶楼上抛下一物，距袁世凯乘舆数尺，一声巨响，炸弹爆炸，卫队长一，巡警一，卫匹二，当时立毙。伤有１０余人，而袁世凯的坐舆竟未损分毫。卫队当即包围茶楼，捕获３人，即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自承为行刺者，问何人主使则至死不语，随后杀之。
１９１２年在北方活动的革命志士暗杀袁世凯未遂，但震动极大，几年后袁世凯惊悸而死，其子袁克文为其所着传略于暗杀党人语焉不详，实则由张、黄、杨三烈士主其事。
张先培，贵州人，时在北京贵胄学堂学习，共和会北京分会会员。黄之萌，原籍直隶，生长于贵州贵定，１９１０年夏游学北京，与党人结交。杨禹昌，四川资州人，曾在北京攻读文学专业，时在保定师范学堂任国文教习，武昌首义后辞职往北京，鼓动革命。三人窥破袁氏大奸巨诈，集合十数人组成刺袁暗杀团。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５日以通州革命组织遭破获，情形紧急，决定在次日袁氏入宫早朝时发动狙击，地点在今东安门以东，王府井和八面槽之间。暗杀团分四组。第一组张先培率五人隐于一茶楼，１６日正午袁氏出宫路经楼下，张先培掷弹正中车辕，马车炸翻，袁氏扣于车底。马匹惊逸四散，第二组黄之萌即于此时由另一酒楼上再投一弹，炸倒警卫数人，第三组杨禹昌在东安门街面上，在第一组投弹时发弹轰击，惜功亏一篑。警笛四起，三烈士均未能逸脱，１７日凌晨即由袁世凯下令绑赴刑场杀害。黄之萌留下绝命诗有句谓 ：
在昔头皮拼着撞，而今血影散成斑。红点溅飞花满地，层层留与后人看。同年８月２９日，三烈士并彭家珍烈士遗骨迁葬北京西郊万牲园，孙中山先生亲临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