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托宋朝，实写明事。两种武松，两种西门庆，两种潘金莲，两种世态人情。
说到《金瓶梅》，便会令人想到潘金莲、武大郎、西门庆、武松，而这几个人物又会让更多的人想起《水浒传》。《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北宋末年官逼民反，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聚义水泊梁山反抗朝廷的小说。那么《金瓶梅》也是写宋朝的事么?
《金瓶梅》的故事，的确是从《水浒传》武松打虎开始，前面数回竟可以说是承袭移植，到武松误杀李外传，西门庆逃回家中，才另外着色，写自己的故事。表面上看，《金瓶梅》写的是宋朝的人和故事，但是，我们细读全书，就会看出那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竟是明朝的人事、情理、方言、习俗、典章、制度、宫职、商情等。若再有兴趣寻觅下去，连人物、史实都是明朝的。“假托宋朝，实写明事”是《金瓶梅》内涵的主要特质。
这种特质可从这两个角度去看：
其一，标明写宋朝人事，实际是明朝人事，而且不少是非明朝莫属之人之事。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孟玉楼与张四辩论西门庆为人时，有这么一段话：“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马价银便是始于明朝中叶的事，据史载，朝廷从成化四年开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马价银。马价银，是朝廷因南方不产马，改征马为征银，贮于太仆寺。后来由于备用马已足，朝廷定例卖种马之半，卖得银两也贮太仆寺，银子也便多了起来。这种银子应属于国库备用金之类。然而，自嘉靖年间开始，朝廷财政困难，皇帝也便动用这笔款子，《明实录》和《明史·食货志》都有记载。而宋朝既无此款项，也无此事件。
《金瓶梅词话》中写了一看皇庄的薛太监、一管砖厂的刘太监。这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曾拿皇木盖房子。“皇庄”和“皇木”也是明代才有的事。朝廷派员采皇木之事始于明初成祖朝；皇庄事始于嘉靖朝。二事在宋朝无踪无迹。
《金瓶梅》的人和事发生的空间是位于大运河畔的清河县和临清码头，二者皆归属山东省。宋代也有清河与临清，二者归属河北东路；行省制始于元代，明代的清河与临清才有归属山东省之说。另外，大运河在元朝以前，不是呈南北向的直线，而是多处借黄河故道、水道呈“之”字形。宋代的临清县位于东北西南向的御河(永济渠)畔，明代的临清州才是位于南北向的大运河中段会通河畔，且卫河在此交会，构成交通抠纽。宋、明两朝的清河是同一个地方，而临清则是相隔数十公里的两个地方。《金瓶梅》写的不是宋代临清，而是明朝临清。这才有码头可写，才有紫华可叙．才有船只直下江南的可能。
说到临清码头，有必要提到临清钞关。所谓钞关，是明、清两代收取关税的部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税务局。它的最早设置时间是明朝宣德四年。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明朝自宣德四年起，陆续在一些交通要道枢纽市镇设立了十一个钞关，临清是其中较大的钞关之一。在《金瓶梅》中．临清钞关是西门庆经商进货的一个主要关卡．两门庆在此下了不少功夫，钞关负责人钱龙野主事后来成了西方庆的好友常客，自然而然对两门庆经常青目关照。这在宋朝是没有的。
《金瓶梅》一书中有大量的散曲和戏曲。据有关学者研究，其中散曲的套曲较全的14套、仅用曲牌首句的13套，小令有126支；戏曲曲文中的套曲或全或不全的有21套。相关剧目有25个。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色。听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散曲虽然元代之前也有，但尚属民间萌发酝酿期，在元代开始，才发展成一代文学，并促成了戏曲的发展高潮。所以。《金瓶梅》中的散曲演唱和戏曲表演，不可能在宋朝。再仔细考察，这许多的散曲，并非出自《金瓶梅》作者之手，而是一种抄用移植，其中不仅有元代关汉卿、杜善夫等人的作品．也有明代朱有墩、陈铎等人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收集在明朝人刊刻的集子之中，其中摘用最多的是《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这两个曲集最早刊刻时间分别为嘉靖四年和嘉靖十年。有关戏曲也都是元明两代的作品，既有元代的杂剧，如《西厢记》、《陈琳抱妆盒》、《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情女离魂》；也有元末明初的南戏《琵琶记》和明代传奇《玉环记》、《香囊记》、《宝剑记》、《四节记》等。
另外，诸如服饰、官职、筵席、酒肴乃至陈经济、狄斯彬、韩邦奇等人物的名字，都写的是明朝的。“假托宋朝，实写明事”的例子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
其二，人情世态、社会风貌更多的是明朝中叶的特征，而非宋朝的表现。
从十二世纪初的北宋末年到十六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晚期，两朝相距四百多年，且中间又经历了南北两分一百五十年和元蒙入主中原一百年以及朱明王朝经济宽松发展的一百多年，社会风貌变化很大，人情世态也因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而颇有不同。
北宋时期，儒、道、释三家虽各有地位，但社会崇尚儒家传统思想，崇尚儒学、儒士，追求古风。文学上的复古延续不绝，政治上王安石改革终归失败，军事上边防虚弱，融儒、道、释三家而构建的儒教理学不过是少数几个哲学家的书；与此相对立的，又是种种反传统、反理教、反禁欲、追求个性自由的新思想。反映在文学上，正统诗文虽然拟古不化，但以小说、戏曲为主要形式的通俗文学却以更旺盛的生命力得以发展起来。
宋代可能出现《水浒传》中的人事，却不可能出现《金瓶梅》中的情理。武松在《水浒传》是名列前茅的英雄人物，而在《金瓶梅》中则只不过是一个道德的杀手；潘金莲在《水浒传》中是一个杀夫纵淫的荡妇，奸情暴露，即被杀死。而在《金瓶梅》中却是一个虽无道德却有血肉、有悲有苦的小妾．欢欢乐乐、酸酸苦苦地多活了好几年。西门庆在《水浒传》中与武松一交手，便被打死，而在《金瓶梅》中却顺利地溜走了，且更为潇洒地做生意、做官，成为权重清河的要人，名噪山东的富豪。
《金瓶梅》中的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庞春梅、帮闲人物应伯爵、薛太监、刘太监、两淮巡盐蔡状元、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还有众多的揽头、经纪、商人、盐客、医生、媒婆、妓女、戏子、巫婆、算命先生。都无一不是打上了明代烙印的人物。
颇有趣味的成书年代之谜：皇帝老儿借银子，“酒、色、财、气”劝“四箴”，晚明三大案。
当认识到《金瓶梅》“限托宋朝．实写明事”这一内涵特质时，我们就会对由书中所写明朝事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产生兴趣．其中之一便是该书成书的年代问题。
例如前文讲到的朝廷向太仆寺支借马价银一事。有的学者根据《明电》所载，马价银虽起始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但贮银量大还是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的事，而朝廷肆无忌惮地向太仆寺支借又是万历十年以后的事，于是，认定《金瓶梅》成书最早不会早于万历十年。但是，又有学者查实，朝廷借支马价银之书在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十二月就已有之，第二年又再次借用。那么成书年代最早不会早于万历十年的说法就不一定准确了。
《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两组词，第二组词题名为《四贪词》，内有四首《酒》、《色》、《财》、《气》，实际内容是劝戒此四欲的。第六十五回写了一位右布政陈四箴。“陈四箴”这个人物是虚构出来的，这个人名便有一特别的意义，“陈”便是陈说、上陈之意，“箴”则是规劝、劝告之意，而规劝的文章也叫做“箴”。这样去看这个人名，于是便引出了人们对历史的回忆。有的学者核实史实，“陈四箴”这个名字同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相关：当时的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贪于酒色财气，特别宠信郑贵妃，以致在册立太子问题上迟迟不下决断。颇有废长子而立幼子(即郑贵妃之子)的意思。这在封建社去可是件十分了不得的有关接班人的重大事件，引起朝廷内外不安。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大臣们便纷纷谏净，连年不断。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书雒于仁上疏规劝皇上戒除“酒、色、财、气”，并进陈了有关“酒、色、财、气”的《四箴疏》。这一考察对《金瓶梅》成书年代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别的更有意义的发现，或者说如果在雒于仁之前没有进陈“四箴”的史实，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就是依据这一史实来写书中有关人和事的、那么，成书时间则不可能早于万历十七年了。当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又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不仅万历十七七年有此进陈“四箴”之书，嘉靖年间也有。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皇室宗藩郑王朱厚烷“请帝修德讲学，进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演连珠十章，以神仙、土木为规劝，语切直。帝怒，下其使者于狱。”如果以此去看《金瓶梅》成书年代，又可向前推三、四十年了。
还有一个争议激烈的问题，便是《金瓶梅》是不是一部影射小说。这一问题一方面强调《金瓶梅》的现实内涵，一方面是如何确定作品成书的下限年代，即小说最晚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金瓶梅词话》开篇第，一回入话引述刘邦、项羽与各自所宠戚夫人、虞姬的“蒙杰都休”之事。言明大英雄也不免为妇人屈志。其中特别是戚夫人哀求刘邦废嫡立庶事。有学者认为这显然是用来影印万历朝神宗皇帝宠爱郑贵妃及其子福王常洵。
关于神宗宠郑贵妃及福王事．是万历朝延续几十年的一段史实，且构成了著名的晚明三大案件。
郑妃于万历初入宫，当时王皇行无子．王妃生了皇长子，即后来的光宗皇帝。郑妃生的是神宗的第三个儿子常洵。郑妃受宠，进封贵妃，而王妃却没有爱封，一些大臣上言直陈，请封王妃。神宗大怒，贬了他们的官职。其后，又是为立太子事．神宗优豫不决，颇有立常洵的意思。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请立长子的奏章连连不断送到神宗手上．神宗一概不理睬。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已二十二岁了，才立为太子。但还有不少人对宫闱内里怀疑不已。神宗虽然没有立常洵为太子，但宠爱无加，封为福王，婚姻化费三十万两。为他在洛阳营建府邸花费二十八万两。是一般常制的十位。仍留他在京，并在崇文门外设官店供福王府用。京城又到处出现张贴匿名书字，其意讲的是郑贵妃要谋害太子。神宗得知，大怒。下令严捕妖书撰者，株连者、冤杀者甚多。万历四十一年．大臣们再三奏请福王离京赴自己的封国。神宗无奈，第二年，让福王去了洛阳。福王在封国中的财富和特权自不必说了。万历四十一年五月的一天，有一叫张差的男子突然手持梃杖(枣木棍)闯入太子所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后被抓住。太子亲自奏告之后，送刑部审讯。刑部郎中认定是疯颊，刑部提守主事、东林党人王之案重加严审，张差才供出自己受宦官庞保、刘成指使，而这二宦官又系郑贵妃手下。晚明第一大案“梃击案”由此而起。廷议时，东林党人给事中何士晋等主张追究幕后主使，非东林党的大学士方从哲等主张以疯癫治罪。当时。已有不少人怀疑是郑贵妃与其兄郑国泰相勾结欲谋杀太子。此时，神宗不理朝政已有二十多年，与太子都不愿深究，于是以疯癫奸徒之罪凌迟张差于市。又毙庞保、刘成于内廷了事。不久，何士晋调外。王之案削籍。
事情当然还未了结。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年号冬吕。光宗病重在身，内医崔文升下泻药．病更加重，一昼夜泻三、四十起。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铅丸，光宗服后，好了一些。又进一丸，光宗再服之后，一命呜呼，是时九月初一，才做了一个月的皇帝。有人便传开话来，说是郑贵妃用泄药谋害了光宗皇帝。这便是晚明第二太案，曰“红丸案”。
第三大案为“移宫案”，与本文所讲的问题无直接关系，但作为朝廷内政之争．作为前二案的余响，也在此简单说一下。光宗死后，皇长子朱由校当立。当时，光宗生前宠妃选侍李氏仍居乾清宫，这女人既有野心，又有心计。而且，在朱由校的生母死后，又是她关照朱由校。她依仗自己特殊地位，与心腹宦官魏忠贤相勾结，要利用朱由校年幼(十六岁)之机，图专大权，要在乾清宫与即位皇帝同住下去。朝廷中当然有眼明心亮手段利害之臣，终于迫使她移居到宫妃们养老的哕鸾宫去了。朱由校居住乾清宫，即皇帝位，这便是熹宗皇帝，年号天启。
这些发生在万历、泰昌和天启初年间的事与《金瓶梅》有关系吗?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史实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和背景，小说可以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和风貌来，二者不能够混为一谈。但是用影射说去看。这二者的界线便模糊了。影射说的逻辑推理一般是：
△历史曾有过此人此事。
△文学可利用创造手法改变诸如人名、时间、空间表现方式来写历史上曾有过的史实。
△文学可以影射史实。
按照影射说的观点，《金瓶梅词话》成书的下限年代将要大大拉后，拉到万历四十八年，即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之交的年代。
这便引出了不同的争论。有学者反对影射说的观点，认为影射说实际上就是当年《红楼梦》索隐派的翻版，既不是研究文学的科学方法，也不合乎《金瓶梅》的实际。又有学者提出，现存《金瓶梅词话》刻本上，有明示写于万历丁已(即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的东吴弄珠客序，如果成书于四十八年，序文岂不是反在成书之前?在万历三十五年已有收藏全书的记载，此前还有发现抄本和阅读的记载，此又如何解释?
《金瓶梅》成书年代之说至今未有一个能说服人的定论，成为“金学”研究中的悬案。但它却引发了人们对这部奇书更多的思考。
蘸着运河经济文化之水写成的新书：交通促进了经济，经济膨胀了人们的欲望，原来的秩序被打乱了。
《金瓶梅》成书的年代虽不能确定下来，但是却可以认定它的写作时期，这个时期完全可定在明朝中晚期，即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也就是公元1522年至1620年。这样去看《金瓶梅》的写作时期，虽不能缩小范围定成书时间，但对全面研究来说，还是颇有益处的。
这个时期，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经济的发展变化。从地理位置来看，经济发展变化较大的区域有三处：一处是自唐朝以来就一直稳定前进的江南地区，以长江下游为轴心；一处是因政治中心而获得繁荣的京都地区，以北京为轴心；一处是新修河道的交通枢纽、交通干线地区，以大运河为轴心。《金瓶梅》的经济地理背景是位居运河中段枢纽的临清；上联京都，下接江南。
大运河的开挖始于春秋时期，兴于隋唐，北宋始，运河的经济意义则从漕粮运输扩大到河岸城镇的发展。元朝一统，定都大都(今北京)，出于一统政治和漕运之需，不仅疏通了大运河，而且把过去“之”字型的布局，拉成近乎一条直线。使运河长度大幅度缩短。这便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样子。临清也由此而位居南北水道与中原水道的三叉路口。到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的成祖皇帝又下令整浚运河，主要是解决运河水源问题。到这时，大运河已可以常年通航，开始发挥出它的能量．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成化年间始，大运河的清粮运输每年都在五百万石左右。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船只载着种种货物南来北往。京师(北直隶)、山东、南京(南直隶)、浙江这几个运河流经地区的官吏百姓、行商坐贾当然借运河舟楫北上南下；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流域的人们也选择此道，先顺江河东下，再走运河上京下府、走南闯北。于是。北上漕船、南下官舟、官船私货、私船官货、丝绒绸缎、竹木瓷器、南杂北土、东特西产、游宦之子、寻利商人、赴任官吏、游玩富绅，运河上一年四季，船只来往如梭，停泊如麻，以致常常造成过闸拥挤、停船待闸的现象。运河成了中国最繁忙的交通要道。
交通运输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二者又势必促进沿河码头商镇的发展。由漕运而引出的仓站、闸站、各种运粮的交接处，无疑是人口集中之地；江河交叉之口、州县水陆之会，当是车马聚集之所。于是酒楼饭馆、旅舍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第三产业”随之而兴。临清便是由此而“发”起来的，升县为州，成为南北要冲、东西重镇。明中叶著名大学士李东阳写了两首《鳌头矶》的诗描绘临清：
其一：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其二：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干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运河两岸成了当时最繁荣的且是自然而然的经济“特区”了。于是，朝廷在全国设置的十一个钞关，便有九个在运河线上．临清是其中的大钞关。明朝运河的繁荣，在《金瓶梅》中都有十分形象生动的表现。西门庆贩运货物、交结官吏，靠的便是身边的这条大运河。可以说，是运河水使他们生意兴旺通四海，官运亨通联京都。陈经济在临清码头上开大酒店。那般发财，那种气魄，也是运河带给他的。
大运河不仅给沿岸地区带来经济上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繁荣又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滋长了反传统、反理学的新思想，这对《金瓶梅》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伦理发展史一直是以对人的欲望予以批判作为前提的。随着货币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作用，金钱已不仅仅是交换的中介，而成了物本身，成了物化的物欲，也成了人的欲望的物化。在运河经济文化氛围中，在商镇河埠，在市民商贾心里，金钱便是自身的价值，利润则是这一价值的标准。弃义取利，不以为耻，这种心态观念在明朝中晚期已是十分的盛行，运河地区芸芸众生的生活实际中，已大量出现了冒社会宗法伦理之大不韪的弃道德求利欲、轻来世报应重现世享受的行为。有的地方原先一片道德古风，乡社村堡中甚至无酒店、无游民，路不拾遗，公庭无讼。自嘉靖中叶以后，古风渐渐失去，人们开始习惯骄奢，互相崇尚安逸，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过去被人瞧不起的下层商贩小民，也都讲究吃穿，进上等酒楼。听异调新歌。有的地方大反传统礼仪等级，竞穿华服，互攀豪华，敬奉有钱富绅，讥笑敦厚俭朴，甚至出现青年人聚众生事，不把官府放在眼中的现象。临清州因流动人员增多．竟成为近百万人口的大都会了，其社会风貌大有灯红酒绿、繁荣昌盛之状。在这一片“热土”上，传统的“安贫乐道”不见了，正统的忧国忧民不见了，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商贾，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利润；越来越少的人读书，越来越少的人相信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
《金瓶梅》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氛围中诞生的，作者蘸着运河经济文化之水，写出了这个文化圈中的人和故事。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等人物离开了运河经济文化圈，还可以如此这般生存下去；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作者不是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圈中，其创作动机与写实手法会有如此之矛盾冲突，又能写出一部如此被小农自然经济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们指“奇”骂“淫”的杰作。
由此看来，《金瓶梅》在反映明朝社会时，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还有独特的区域特征；不仅写了表层的物质文明，更写了传统文化的深层裂变。深刻地反映运河经济文化特质，是《金瓶梅》独特的成就。
百科全书般丰富的内涵：明代官宦百姓、三教九流、市场商情、风土民俗，万千世界，层层展现。
当我们细心阅读这部小说时，会发现它对社会的反映是全景式的，也是立体式的。
西门庆家中男男女女的生活本身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由他们辐射开来的社会各层关系，上至皇帝、丞相，下至平民百姓、三教九流，又是一幅巨大的世情图。这里有皇宫的辉煌与庄严．也有官场的权势与黑暗；有贪官的不安，也有清官的无奈；有市场的繁荣与多变，也有商人的机灵与刁钻；有聪明而又可厌的帮闲，有可怜而又可嫌的妓女；媒婆凭嘴牵线，巫婆靠诈骗钱；道士身心皆在红尘，僧徒口眼偏对男女；图钱的揽头，好事的街坊，惹事的先生，逗乐的戏子；算命的有真有假，相面的是神是仙；阴阳生定坟定宅，太医官死人活人；妓院鸨母认钱不认人，接生婆子见人便要钱；女尼姑当面宣讲经卷背后偷卖生子药，男乞丐白天一脸愁苦晚上也好南风之事……等等，等等。
在《金瓶梅》中，不仅记叙了明朝的散曲、戏曲传播演出的情况，还写了许多笑话、传说和绕口令，保留了大量的俗文学资料。例如第十二回，西门庆与众帮闲嫖丽春院，酒席上说的说，笑的笑，猜枚行令，顽耍饮酒。帮闲射希大说了个笑话：
有一个泥水匠，在院中墁地。老妈儿怠慢着他些儿，他暗暗把阴沟内堵上个砖。落后天下雨，积的满院子都是水。老妈慌了，寻的他来，多与他酒饭，还秤了一钱银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饭，悄悄去阴沟内把那个砖拿出，把水登时出的罄尽。老妈便问作头：“此是那里的病?”泥水匠回道：“这病与你老人家病一样，有钱便流，无钱不流。”
绕口令如第六十回，西门庆立缎铺开张，盛宴请客，众人行酒令，应伯爵来了一段绕口令(又叫急口令)：
一个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拿着一个黄豆巴斗，右手拿着一条绵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个黄白花狗，咬着那绵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黄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黄白花狗，不知手斗过那狗，狗斗过那手?
虽然俚俗，却十分风趣。
在《金瓶梅》中，不仅写了许多经商人物，还揭示了当时的市场行情。如米价、酒饭价、首饰价、衣料价、裁缝价、房价、地价、家俱器物价、乐工优伶价、诗文画像价、算命相面价、请医买药价、巫婆阴阳价、涌经道场价、磨镜抬轿价、马匹丫头价、棺木火化价、赏钱、工资、盘缠；又有放债、典当、利息、回扣等等，清清楚楚。
不仅写了商业活动，还写了大量的手工业产品及其技艺。第五十八回的磨镜，第六十三回的画裱，第十四回、第二十回、第二十五回、第七十四回、第九十回、第九十五回提到的银匠工艺。第二十九回、笫九十六回说到的螺钿床，第四十五回描叙的大螺钿大理石屏风和两架铜锣铜鼓，多处写到的金华酒、菊花衙、麻姑酒、竹叶青酒、木樨荷花酒、葡萄酒等，还有各种各洋的棉、丝、麻织品和绸、缎、绢、绒等布料线料，西门庆家的花园也显示出当时高妙的园林技艺。
《金瓶梅》还展示了大量的明朝风俗习惯，各时年节自不必赘述。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满月、结孩儿亲、成婚、生子、染病，直到天亡或寿终，全套齐备，并分出老少、男女、贵贱、贫富、官民各种差异。其中详写了灯市、走百病、盂兰会、倒踏门、割衫襟、望门寡等多种习俗。又写了许多饮食筵宴风俗，茶、饭、荤、素，各有分类；官寓家宴、大宴小宴，各分等级。男女起居行卧、内外迎送，各有规矩。至于三寸金莲、饮金莲杯酒、二十四春宫图、春药、男性同性恋、性行为方式，也都具有当时的风俗特征。
《金瓶梅》在大量描叙佛、道二教活动的同时，记载了珍贵的民间宗教活动资料，这其中便有尼僧宣讲的宝卷．有五种标了题目的：《五祖黄梅宝卷》、《金刚科仪》、《黄氏女宝卷》、《红罗宝卷》，还有一种不知名的宝卷。其内容是讲五戒禅师和红莲的故事。
《金瓶梅》的语言艺术是十分高妙的，这一成就不仅表现在叙述语言上，也表现在它对俚语俗谚歇后语的运用上。这些都是当时民众口里的活的语言，作者运用得十分贴切而又自然，不仅使故事动人，人物站立，作品添色．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可贵的四百年前活的语言辞典。如俚语俗谚：
“先说断，后不乱。”
“妻大两，黄金日日长；妻大三，黄金积如山。”
“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察。”
“做官不贫，赖债不富。”
“算的着命，算不着行。”
“有钱能使鬼推磨。”
“男儿没性寸铁无钢，女人无性烂如麻糖。”
“世间海水知深浅，惟有人心难忖量。”
又如歇后语：
“提傀儡儿上戏场——还少一一口气哩。”
“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
“东净里砖儿——又臭又硬。”
“小孩儿家屁股大——吊了心。”
“卖萝卜的跟着盐担子走——好咸(闲)嘈(操)心的。”
“接连三个观音堂——妙，妙，妙。”
“腊月里萝卜——动(冻)了心。”
“六月连阴——想他好情(晴)儿。”
据不完全统计，俚语俗谚歇后语约有六百多条。
恩格斯曾认为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并指出：“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思格斯在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地批评各位专家，而是重在肯定巴尔扎克的小说更形象、更生动、更有联系、更有质感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金瓶梅》也正是这样的一部中国十六世纪市民社会、商业小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我们说它是明朝社会百科全书，其原因也在于此。
